“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1—3）
01
“救火队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
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
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做了规定。
全会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改选结果：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林彪的名字排列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而刘少奇由第2位的接班人资格后排在第8位。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林彪还在接见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
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
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周恩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
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多次表明：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尽管他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之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
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为此，江青一伙公然讽刺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处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
周恩来听到这些话，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
周恩来多次对老同志们说：
“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秘书传他的3句话给老同志：
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他还说：
“‘文化大革命’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
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
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02
保护“三老四帅”过关“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
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
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
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
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
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
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
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
毛泽东插话说：
“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并对他们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
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
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
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
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
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并批示：“很好，照发。”
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
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陈伯达辩解说：
“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
康生蛮横地指责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
“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
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
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
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
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
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
“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
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
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
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
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
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
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
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
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
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
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
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作了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
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
“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
“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
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
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
“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
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03
“文革”中的周恩来殚精竭虑保护干部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3处文字旁画了双线。
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
“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3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
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
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
“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
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
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定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住地。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能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
这一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
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心痛地说：
“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
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或写检讨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
这样，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身边同志称之为“倒班出去”。
对有些部长，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他批准。一时间，中南海“工字楼”成了一些部长的“避难所”。
1967年1月30日，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
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
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
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
“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
为保护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排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千方百计地竭诚保护他们。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
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红卫兵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办法提前给他打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
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1个连和1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红卫兵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
红卫兵第2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
“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
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
“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
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他说：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左起：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纵容下，红卫兵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
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同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手持“红宝书”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毛泽东与章士钊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
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件后，首先严厉批评了策划组织这次查抄活动的有关人员，并立即要求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且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
同时，周恩来就此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招，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
（未完待续）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